和小佳聊了幾句，看著計時到了二分五十秒，侯衛東連忙說了幾句親熱的話，就掛斷了電話。剛好還二分五十六秒，只算三分鐘的錢，若過了一秒就要算四分鐘了，如今手頭拮據，侯衛東開始從點滴節約。

剛剛放下話筒，電話就響了起來，楊新春道：“侯衛東，廣州的號碼。”

“冬瓜，你終于想起我了，主給我打電話。”

侯衛東喜出外地道：“頭，有事找你，你是我唯一的救星了。”電話另一頭，蔣大力心不錯，高興地道：“冬瓜，有屁快放，不要繞彎子。”

“我在上青林獨石村辦一個石場，已經和通局談好了一個供應片石和碎石的合同。現在還差約兩萬塊錢的運轉費用，你有錢沒有，先借給我，估計半年之后能夠還你，利息按銀行同期貸款來算。”

蔣大力在電話里破口大罵，“狗日的，學了點法律就用在了兄弟上。你別忘了，老子也是學法律的，你的賬號是多，我明天就給你打兩萬過來，有錢就還，無錢就算球了。”他在廣州當醫院代表，目前已打開了局面，這個月賺了近十萬。聽說侯衛東要借兩萬，毫不猶豫就答應了。

放下了電話，侯衛東高興之后又陷了沉思：“蔣大力看來真是有錢了，我與其在上青林開石場，還不如到廣州去闖一番，也好就一番事業。”想到“事業”兩個字，他心里特別黯淡：“讀書時代的遠大理想真是虛無縹緲，事業有，什麼事業，什麼又有？”

遠在廣州的蔣大力果然是守信人，錢很快就到了侯衛東賬上，而且不是兩萬，是三萬。

蔣大力說得很直白：“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都在酒吧等娛樂場所泡著，專門陪醫院的頭頭腦腦們花天酒地。除了毒品不沾，吃、喝、嫖、賭四毒俱全，賺錢快，花得更快，這三萬對我來說算不得什麼，就算是支持好兄弟創業。”

而對于侯衛東來說，這三萬是真正的雪中送炭。三萬元在手，他大大松了一口氣，不過他并沒有一下就把這三萬元拿出來，芬剛石場畢竟是合伙企業。他和曾憲剛的權利和義務是相等的，按照侯衛東的想法，兩人利潤平分，曾憲剛必須要承擔相應的責任，不能因為困難就減了責任。

侯衛東找到曾憲剛道：“我回家又借了一萬，家里也沒有錢了，你還是要多想辦法。基金會的宗旨就是服務當地村民，你直接去找粟鎮長，請他出面幫你貸款。”

曾憲剛原本指著侯衛東再找兩萬元來支撐局面，沒有想到他只取到一萬，前期投了這麼多，他沒有退路了，終于下定了決心，道：“為了開礦，我已經把所有家產全部搭進去了，現在只有拼了，我和黃永革有些，我直接去找他。”

他是第一次辦企業，一下子投這麼多，心里實在沒有底。但是他相信侯衛東一定能想著辦法把石場搞活，也就孤注一擲。

曾憲剛找黃永革貸款，盡管是人，前前后后還是花了一個星期時間。侯衛東還特意借了五百塊錢給很是困窘的曾憲剛，讓他請客吃飯。最后從基金會貸下來一萬元，實際拿到手的只有九千，另外一千元給黃永革作了回扣。

貸一萬元，黃永革居然敢吃一千的回扣，這大大地讓侯衛東開了眼。他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二姐侯小英對于貸款信心十足。同時明白了為什麼同是機關工作人員，大部分工作人員只能穿六七十元一雙的皮鞋，而基金會的人能穿三百元的皮鞋。

同一個鎮政府，同一座小樓，里面的人卻過著不同的日子。有句老話做革命只有分工不同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。侯衛東讀大學時對此還信了三分。如今活生生的現實讓他清醒地認識到：“正是因為分工不同，才產生了高低貴賤之分。”

在侯衛東的堅持下，盡管困難重重，石場還是按時發放了二十三名村民的工資。準時得到工資，讓村民喜出外。雜水稻推廣以后，農村基本不缺糧食，不過普遍缺現金，每月四百五十元的收對于一個農村家庭來說，絕對是一筆數目可觀的收。

有一家夫妻倆同時在石場上班，一下拿到了九百塊錢，小兩口很高興。買了豬頭，又在自家的池搪里打了幾條魚，提到石場來，請侯衛東和曾憲剛喝酒。

石場的壩子，曾憲剛的妹夫搬了兩張大方桌，二十多人圍在一起，吃喝酒，氣氛極為熱烈。侯衛東心里也到了滿足，能夠解決村民的困難，給村民帶來歡樂，這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。

等到通局工程隊進場以后，芬剛石場備料已達了七千多方，工程隊的項目經理梁必發原本不愿來修上青林公路。這種小工程既麻煩又沒有多大搞頭，只是當做政治任務這才帶隊上山，可是到了現場，現場條件出乎他的預料：

一是上青林公路坯拉得極好，只比正規施工隊略遜一籌，農村基本上沒有施工儀，能做到這一步，實在難能可貴；二是備料充分，片石、碎石堆了小山，這就意味著施工進度就可以加快；三是片石、碎石質量上乘，而且基本合乎規格，用起來很順手。

現場條件不錯，意味著工程能很快完工，梁必發這才出笑容。

梁必發父親是山東人，也是劉鄧大軍西南服務團的一員。解放后留在了益楊，當過益楊縣副縣長。梁必發上也有山東大漢的特點，材高大，形魁梧，說話直來直去，很對侯衛東脾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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