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委會決定的大事，由政府來執行，這是由制所規定。侯衛東明白這個道理，也覺得無可厚非，可是離開會場后，總是覺在不知名的地方有塊小石頭著、堵著神經和管，莫名其妙覺得不舒服。

平心而論，沙州市委常委們多數還是尊重侯衛東的，在常委會前，濟道林副書記還特意來向他征求意見。可是，他作為政府副職只能列席最高決策層的會議，在會上只有旁聽權力和被接詢問。而最糾結之是研究防治“非典”問題上，他比任何有權發言的人都要了解“非典”是怎麼一回事，有一肚皮的意見，卻并不能進最高的決策機構。

侯衛東曾經做過津縣委書記，有最終拍板權，此時了副廳級，反而失去了拍板權，讓他頗不習慣。但是要有更高的拍板權，上一級副職是必須經歷的過程。

“我今年33歲，一定要在35歲之前為常委，在38歲之前為正職，最差的表現應該在此屆結束為副書記，否則我的年齡優勢將不復存在。”從會場出來，侯衛東對自己的人生再次進行五個規劃。

在嶺西，領導升職采取的是黨委和行政錯上升的路徑。錯升職有三個前提：第一個前提是黨委和行政在制上是分開的；第二個前提是黨政干部實質上是一元的；第三個前提是黨委決策系統比政府執行系統在實際使用中要高半格。

來說，從鎮里來說，鎮長干不錯再任黨委書記，鎮黨委書記要升就可能當副縣長，副縣長干得不錯就可以進常委，然后再升職當縣長，縣長干得不錯有可能當縣委書記。市、省一級的升途徑基本如此。如此流，使得政府系統干部流到黨委系統，即使是同級別流，也被認為是一種晉升。制如此安排升職是有道理的，干部先在政府系統歷練，經實踐鍛煉，而被實踐證明能力更強、素質更高、經驗更為富的干部得以進黨委系統，從而使得黨委系統為政治英人才的高地，并保證了黨委決策的相對全面和正確。

自從當了津縣委書記以來，侯衛東的政治理想就開始漸漸覺醒，他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中抱負，必須要在這個制有位置，否則說話等于放屁，更別談實現理想。

4月13日，首都收治的第一位非典型肺炎患者痊愈。4 月16日，世界衛生組織確認，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。

4月16日下午，嶺西省終于迎來了第一例非典型 肺炎的確診病例。

病人是在4月15日開始發燒，進了嶺西省第一人民醫院，被列為疑似病例。隨后得到了確診。

侯衛東接到省防非辦的通知以后，一路疾行來到寧玥辦公室，當面報告以后，他急匆匆地走出辦公室，準備前往嶺西。

到電梯門口，市委、政法委書記洪昂的電話打了過來。侯衛東急匆匆地道：“今天確實沒有時間，嶺西確診了一例‘非典’，我要到嶺西開會。”

洪昂嚇了一跳，道：“嶺西疫區了？”

侯衛東道：“只有一例，倒還算不上，疫區得有發病率，傳染率以及死亡率。”

洪昂說了一句話：“我，嶺西終究沒有幸免，防非的弦肯定要被擰。警察是萬金油，肯定又要被派到急難險重的位置，后天開一個全市政法系統中層以上干部會，到時衛東過來講一講。”

侯衛東道：“政法干警是防非的中堅力量，我盡量爭取參會，向干警們普及一下‘非典’知識，一是要他們高度重視，二也要消除恐懼。”在他的防非全盤計劃中，政法系統是必不可的一環，他是發自心想給政法干警們講‘非典’的基本知識。

從沙州到嶺西這一路上，侯衛東有一種即將臨戰的覺，他不斷接到沙州領導電話，不斷重復：“確診一例，其他況還不清楚。”

防治工作全面升級 嶺西第一例“非典”（三）

小車一路超速，四十分鐘來到了省衛生廳。

省防非辦的會場上，參會人員皆是各地抗非戰線上的主力，他們深知出現一例“非典”意味著什麼，人人皆表嚴肅。在一般的會場上，各地的同志都要互相打招呼，寒暄幾句，此時大家都閉上，眼睛盯著領導場的小門。

副省長吳永忠走進會場時，臉上沒有什麼表，簡明扼要談了確診況，道：“現在傳達朱建國省長的三點指示，一是嶺西市委、市政府要組織所有力量排查所有接者，進行就地隔離。疑似病例及時送省第一醫院醫治。二是全面啟嶺西市非典型肺炎防治理預案。三是切實做好醫護人員自我保護，嚴防染。”

嶺西省各級會議多，經常開會的人都修煉了會，他們總結了嶺西會議規律：“人多的會，全面工作的會一般沒有馬上要辦的大事，還要印發會議材料，記不記筆 記無所謂。人數的會、專項工作的會才是需要集中力的會，必須要記筆記，否則無法準確全面傳達會議神。”

侯衛東的筆在筆記本上飛快地著，達到 了在沙州學院上專業課時瘋狂記筆記的水平，幾乎將副省長吳永忠的原話記錄了下來。左鄰右舍的同志們也都認真記錄，全場除了吳永忠的講話聲以外就是筆尖的沙沙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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